新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及群众体育观念的转变

乒乓球在中国被冠以国球的称号，在我国体育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新中国建国至今，乒乓球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反映了我国群众体育观念的转变。

一、赋予政治内涵时期（1952——1978）

1952 年，毛泽东主席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人民群众参加体育运动的空前高涨。乒乓球对场地限制较低，成分花费少，适合在我国全民推广。1959年，容国团夺得了新中国体育史上第一座世界冠军，也奠定了乒乓球在中国体育的特殊地位。

50年代末期，新中国的国际环境异常严峻，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孤立，与苏联关系恶化。在此时，乒乓球等体育运动被赋予过多的政治含义。体育既是鼓舞士气提升国民信心的手段，也是用来进行外交活动的方式，群众的体育观停留在爱国、为国争光的范畴内，体育不仅仅是单纯的竞赛，而是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国群众的体育观念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节。

乒乓球对我国外交的突出贡献莫过于乒乓外交。1971年，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进行友好交流，增进与各国运动员的友谊和团结，让中国乒协邀请一些国家的运动队访问中国。当时处于敌对关系的中国、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实现了互访，1972年尼克斯访华，中美关系终于破冰，为邦交正常化创造了条件。除了突出的政治贡献，中国乒乓球“让球内定”之风盛行，叶永烈在《中国乒乓球史揭秘》一文写到，中国乒乓球让球源于1961年，高层内定了庄则栋为男单冠军，使得庄则栋的冠军萌上了不光彩的阴影。让球内定反应了当时我国“树立典型”、“大搞平均主义”的特点，符合国情。但是，内定之风严重破坏了公平竞赛原则，对中国竞技体育造成严重伤害，假球肆意，2002年世锦赛女排让球、2012年羽毛球让球都曾让中国体坛蒙羞。

20世纪60年代中国乒乓球队

总之，乒乓球等体育运动的兴起是冷战背景下中、美、苏博弈的产物，体育完全为政治服务，缺乏公平性，严重违背体育道德与精神。

二、重返奥运的转型期（1979-1994）

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美建交、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国奥运代表团重返奥运会赛场。体育赛事的政治影响力相对下降，与国家形象息息相关。1984年，中国奥运健儿在洛杉矶奥运会获得金牌榜第四名的佳绩，振奋了国民士气，奥运冠军受到全民追捧，他们为崛起的中国做出了贡献。体育赛事不再是敌对国家的对垒，而是转化为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金牌至上论”在全国蔓延，尤其是奥运冠军，身价倍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内群众体育观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运动员取得了奥运冠军就成为了全民英雄，发挥不佳就是罪人，一旦其为其他国家效力，就是叛徒。在此背景下，何智丽两次冲击了中国群众的体育观念。

1987年印度新德里举办的第39届世乒赛，何智丽被要求输给管建华，以增加夺金几率，但是何智丽最终战胜管建华，取得世乒赛女单冠军，此举令教练层大为恼火，决定处罚，后来上级高层出面干预才免于处罚，不过何智丽也彻底被中国乒乓球队弃用，丧失了参加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让球内幕曝光，舆论哗然。让球是中国乒乓球功利主义的直接体现，内斗违背了体育公平，危害了运动员的合法利益，何智丽成为反抗第一人，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各运动队内定之风，时至今日，舆论对于中国乒乓球内定持否定态度。

何智丽离开国家队后，嫁给了日本人小山英之，改名小山智丽，代表日本队出战。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小山智丽连续战胜陈静、乔红、邓亚萍三位名将都得冠军，他在用日语大叫“呦西“令许多中国人感到反感甚至愤怒。赛后，中国媒体对小山智丽进行口诛笔伐，称其为叛徒。何智丽代表日本队击败中国获得金牌，刺激了广大具有民族主义情怀的中国观众，当时称此举为叛国，不爱国，但是此举激发了海外军团数量的增加，一部分在国内没有机会参加大赛、遭遇不公平对待的运动员纷纷为其他国家效力，也反映了国家开放后运动员思维的转化，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总体而言，中国乒乓球队在社会转型期遭遇了冲击，何智丽的拒绝让球以及代表日本队出战冲击了传统的旧体制与旧思维，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产物。

三、市场经济与奥运战略的巅峰时期（1994-2008）

1994年中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成立，中国体育赛事走向职业化，体育运动员步入市场化，打破了传统的大锅饭，根据成绩与体育赛事的关注度获得收入，部分精英运动员迅速跻身我国中高水平收入群体。1990年，中国成功举办北京亚运会，随即在1991年和1998年两度申办奥运会并取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在此背景下，奥运战略成为我国重点工作之一，奥运会冠军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同期电视以及稍晚时候网络的普及，使得奥运冠军的曝光率激增，而乒乓球最为中国成绩最出色的运动队，承担着为国争金的使命，其地位在中国乃至世界首屈一指。1996年奥运会，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亲自为邓亚萍颁奖，2000年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入场时，电视转播方特意给予王楠长时间的特写镜头，其地位不言而喻。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蔡振华在晚会上放出豪言，北京奥运会全拿金牌，2008年奥运会，北京籍乒乓球运动员张怡宁作为运动员代表宣誓，中国队获得男团、女团冠军，包揽男单、女单前三名，两次升起三名红旗，国家主席胡锦涛亲临现场观看比赛。从1994年至2008年，乒乓球扮演着中国体育界老大的地位，邓亚萍、王楠、张怡宁、孔令辉、刘国梁等人成为中国体坛的领军人物，他们是所处时代的王者。奥运战略下，乒乓球被赋予了极大的争金压力，群众对其的宽容性不够，每当乒乓球丢掉世界冠军，斥责之声此起彼伏。2004年奥运会，王浩决赛意外输给柳承敏，赛后记者无宽慰之意，大有质问之意。在奥运背景下，中国的群众观就是“金牌至上”，从1996年的亚特兰大到2004年的雅典，中国队一次一个脚步，从金牌榜第四跃居至第

四，北京奥运会登顶是全民的愿望。

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增加，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的冠军由于长期被中国垄断，观赏性下降，其影响力下滑。一些走向国际、取得重大突破的运动员成为全民偶像，姚明和刘翔成为中国体坛的领军人物。姚明作为目前唯一在NBA立足的中国球员，成为中国体坛的第一位国际巨星，中国男篮尽管没有争金的可能，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传统夺金项目。刘翔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一战成名，三年内取得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炙手可热。110米栏在田径项目中地位极低，和100米有天壤之别，但是刘翔的成名在于其历史开创性，成为亚洲第一位在短距离取得冠军的运动员，影响力空前。张怡宁、林丹、郭晶晶、李小鹏在各自领域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但是在姚明、刘翔面前，其影响力显然略胜一筹。

2008年奥运会结束前，中国群众体育观就是唯金牌论，金牌至上，中国队取得北京奥运会金牌榜第一成为全民共识。随着国家开放程度的增强，国民对传统项目的大包大揽已经习以为常，感到视觉疲劳，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取得突破的运动员受到追捧，反应了国民视野的转变，奥运冠军的影响力日益降低。对于海外军团，群众从反对、诅咒到理解、支持，开放程度大幅提高。乒乓球在奥运背景下登上顶峰，但是也预示着其不可避免的走向低估。

五、后北京奥运时期的滑坡（2008至今）

2008年在中国体育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展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风采，而中国队历史性的获得金牌榜第一，也满足了全民的内心荣誉感及虚荣感。后北京奥运时代，国民的体育观念大为改变。相当一部分群众对奥运冠军已经明显看淡，不计较运动员输赢，尽力即可，与昔日非英雄既罪人的观念大相径庭。部分群众认为，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奥运金牌数量和一国的居民素质并无关联，国家耗费巨资培养奥运冠军的价值不大，中国要想成为体育强国需要推动全民健身。奥运冠军被赋予的时代价值大为降低，他们回归到了运动员这最本质的属性。

后奥运时代，体育赛事市场化更加明显。李娜、孙杨等在国际化确立统治地位的运动员成为新的领军人物，乒乓球、羽毛球、跳水、体操等中国传统夺金项目由于竞争性不激烈、参与国度狭窄，受到领域，其统治地位荡然无存，跳水、体操在郭晶晶、李小鹏退役后找不到领军人物，林丹虽然没有退役，其影响力与巅峰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乒乓球队张继科、李晓霞虽然是大满贯冠军，他们的受关注度与远不及邓亚萍、刘国梁甚至稍微一点的王楠、张怡宁。

北京奥运会的结束标志着中国体育发展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官方延续着“金牌论”，但是群众体育观大为改变，更加注重自我的体育锻炼，观看赛事注重精彩性与刺激性，对运动员成败得失的宽容度大幅提升。

▌历史百家争鸣特约作者作品 文/一骑绝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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