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奥之城的背后你能想到新中国体育人为恢复奥运席位有多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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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应是世界体育事业的一部分。

伟大的新中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是国际大家庭不能缺少的一员，同样她也应该成为国际体育组织的一员。由此，我国为积极加入各种国际体育组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为了适应参加奥运会等国际体育活动的需要，中央体委成立后，迅速建立了新时期体育协会的组织。

除了1949年已经成立的篮球协会以外，又新成立了中国摔跤协会(1953年)、中国网球协会(1953年)、中国排球协会(1953年)、中国自行车协会(1953年)、中国田径运动协会(1954年)、中国体操协会(1954年)、中国足球协会(1955年)、中国乒乓球协会(1955年)、中国举重协会(1956年)、中国射击协会(1956年)等，这些单项协会，在各自的领域内团结广大体育工作者，致力各运动项目技术的提高和各项运动的发展。

1952年3月23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致函国际业余篮球、田径、游泳、足球、自行车等联合会，声明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已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体育组织，并愿继续参加各个国际体育联合会的组织、会议与体育活动，决不允许台湾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盗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名义进行任何活动。

4月25日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致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表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该会会员。5月7日国际业余篮球联合会致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代表中国篮球界的组织，并为该会会员。

6月14日国际足球联合会致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替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该会会员。10月12日亚洲乒乓球联合会致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接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该会会员。10月28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加入国际排球联合会为临时会员。1953年3月20一29日举行的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被接纳为该会会员。

8月4日国际草地网球联合会致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替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该会会员。10月25日国际业余摔跤联合会接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临时会员，1954年1月11日国际排球联合会来函，接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正式会员。

1954年3月6日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替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该会会员。5月20日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业余摔跤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该会正式会员。8月24日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在瑞士伯尔尼召开的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该会会员。9月8日国际射击联合会致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接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该会会员。

1955年10月12日，国际举重与健身联合会在1955年的代表大会上通过接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该会会员。1956年6月4一6日，国际滑冰联合会理事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冬季运动协会为该会会员。1956年8月28一9月1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国际体操联合会第35届代表大会上，通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体操协会为该会会员。

综上，中国游泳协会在1952年4月就加入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中国排球协会在1952年10月加入国际排球联合会为临时会员，1954年1月被批准为正式会员；中国乒乓球协会于1953年加入了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中国摔跤协会于1953年5月25日加入了国际业余摔跤联合会，为临时会员，1954年5月20日被批准为正式会员；中国体操协会于1956年8月加入了国际体操联合会等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最为深刻的变化。

这些变化为体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给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开始了新的历程。

1949年10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基础上，改组建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简称全国体总)。

1952年全国体总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代表大会。此后，各地陆续建立了体总的地方分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对外代表中国的国家奥委会。体总的主要任务是举办(或与有关单位部门联合举办)全国性的体育竞赛和运动会，负责加强与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举办或代表中国参加国际体育竞赛活动；体总地方分会负责各自区域内的体育竞赛活动。与体总的前身全国体协相比，全国体总成员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组织系统也更加完善和健全。

1949年以后，中国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经过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1952年2月5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致函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声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体育组织，任何其他团体不能作为中国的合法代表参加国际奥委会及其活动，并宣布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决定派出运动员参加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以示我们对国际奥委会的尊重与诚意。

2月13日，盛之白代表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出席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第46届国际奥委会，会上再次表达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立场和愿望。然而，当时国际奥委会中的一些人却违背《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拒不邀请我国参加。

为此，中国奥委会秘书长荣高棠致电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德斯特隆，申明我正义立场和要求，赢得了世界舆论、国际奥委会中正义之上及芬兰朋友的广泛支持。在经过激烈斗争后，7月18日晚，中国接到第15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赫尔辛基市市长佛伦凯尔的邀请电。国际奥委会终于在第15届奥运会举行前夕，作出了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参赛的决定。

但是，第二天的7月19日，奥运会就开幕了，赫尔辛基远在万里之外，中国，去还是不去，周总理当机立断，于7月19日晚批示：要去。

时间太仓促了，中国临时组织参赛队伍。7月23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组成。

一支篮球队，一支足球队，外加一名游泳选手，全团共40人。荣高棠为团长；黄中、吴学谦为副团长；董守义为总指挥；李凤楼为足球队指导；牟作云为篮球队指导。

7月24日深夜，出发的前夕，周总理不顾一天的疲劳，在中南海接见了这支待发的队伍。他关切地询问了准备情况，又亲切地指出：此去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会就是胜利。正式比赛赶不上，可与芬兰的运动员进行比赛，积极参加友好活动。

7月25日凌晨，中国体育代表团乘三架飞机，从首都西郊机场起飞，日夜兼程，赶到赫尔辛基时已是29日11时了。大会虽近尾声，但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到来，仍受到芬兰人民的热烈欢迎。特别是董守义，当他走下飞机时，立即受到前来欢迎的、熟识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拥抱。

遗憾的是，国际奥委会同时也邀请了台湾的体育组织参加，并对中国席位问题予以“保留”。

尽管国际奥委会曾多次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1954年5月14日，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次会议上，还是以25票赞成21票反对通过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国家奥委会，是国际奥委会的成员，但是，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美国的布伦戴奇却同时将中国台湾的体育组织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列入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中，搞起了“两个中国”的把戏。

在国际奥委会的文件中不断出现“北京中国”和“福摩萨中国”的字样。

对此，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董守义先生和中国体育代表荣高棠等人曾一再提出抗议，指出台湾体育组织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体育组织，无权代表中国，希望国际奥委会不要制造“两个中国”。然而，布伦戴奇却坚持错误立场，反诬中国在“搞政治”，甚至称台湾过去“不是属于中国的”。

1956年以后，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也陆续用“中华民国”的名义接纳了台湾的体育组织，允许他们占据我国的合法席位。在这样的情形下，为了维护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有关单项运动协会，于1958年8月19日毅然宣布了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同时中断了与国际游泳、田径、篮球、举重、射击、摔跤、自行车联合会及亚洲乒乓球联合会8个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先生也同时声明：拒绝与布伦戴奇合作，从此，中国和国际奥委会的正常联系被迫中断。

为了寻求中国问题的合理解决，国际体坛，特别是国际奥委会中的一些人士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在1979年3月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上指出，在国际奥委会的档案中，确实查不到任何会议讨论承认台湾“奥委会”的记录。

在1979年4月国际奥委会全会上，中国奥委会代表何振梁明确表示：

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只应该承认一个中国奥委会，即设在北京的中国奥委会；考虑到让台湾的运动员亦有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可允许台湾的体育组织作为一个地方机构，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义留在奥林匹克运动内，但它的旗、歌和章程等应作相应的变动。

1979年11月16日，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以通讯表决方式(62票赞成、17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会址北京；设在台北的奥委会的名称是“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其新的会旗、会歌和会徽均须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批准。这就是以后大家所说的“奥运模式”。

各国际体育组织也都循此解决了我国的合法席位，同时允许台湾作为我国的一个地方性组织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有其席位。

“奥运模式”的创立，为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地位铺平了道路，使我国全面登上国际体坛，成为中国体育全面走向世界的新起点。

海外华侨体育优秀选手回国效力，可以说是为迅速提高祖国的竞技体育水平，缩短与国际体育强国的差距，形成项目特色和优势，在技术上和人才上作出了基础性的巨大贡献。

我国的羽毛球运动从无到有，成为国际羽坛上的一支劲旅，是一批由印尼回国的运动员、教练员呕心沥血，奋力拼搏的结果。如驰骋羽坛的名将王文教、陈福寿、侯加昌、汤仙虎等大批运动员都是归国华侨，又如游泳、举重、自行车、乒乓球等运动项目，也有不少优秀运动员是归国华侨。

如出生于印尼的吴传玉，从香港回来的傅其芳、容国团等等。在1959年的新中国第1届全运会上，福建队的66名华侨选手，有27人获得了44枚奖牌，夺得11项个人和团体比赛的冠军。

出生于印尼的吴传玉，1951年回到祖国，1953年8月9日在第1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获100米仰泳冠军，为新中国夺得第一枚重大国际比赛的金牌，使五星红旗在异国随着国歌乐曲冉冉升起。

吴传玉还曾在1954年的第12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中，获得过100米仰泳和100米蝶泳的亚军。不幸的是他在1954年10月去匈牙利学习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罹难，当时年仅26岁。吴传玉的成绩大大地鼓舞了新中国运动员为国争光的斗志，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号召体育界向吴传玉学习，“超过吴传玉”，在运动员中掀起了一个破纪录、创造优秀成绩的比、学、赶、帮、超的训练热潮。

20世纪50年代，大批华侨将子女送回祖国读书，其中有不少孩子的体育基础较好，回国后他们的体育才得到充分的发挥。以厦门集美村的一所华侨补习学校为例，仅50年代，就培养出10名运动健将，其中有在国际比赛中屡获优异成绩的女游泳运动员傅翠美，全国拳击冠军陈伟勇，自行车运动员李景莹、洪椒彬等，都曾创造过很优秀的成绩。田径运动员廖国侨、梁熊枢，举重运动员许丽水、郭一、高铭顺等，都曾打破过全国纪录。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的发展能够具有更高更新的基础和起点，很多项目能够很快接近或领先国际的先进水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如1958年成立的湖南省羽毛球队，男队队员全部为归侨，即赖家椿、谢炳炎、卢文轩、赵传豹、侯加昌；女队3名运动员中两名是归侨，即周宝梅、钟金昭。50一60年代中期，是华侨选手在国内大赛和代表祖国参加国际大赛中取得优秀成绩的辉煌时期。

捐献巨额资金，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为新中国兴建了一大批体育场馆，是华侨华人为祖国体育事业作贡献的又一特色。尤其是侨乡的体育基础设施，主要都是由华侨助建的。

在泉州，华侨华人捐资修建了大批学校篮球场、排球场和其他运动场。例如有400米跑道和固定道牙、固定看台、能容纳6000多观众的国光中学体育场和占地17300平方米、有400米跑道的荷山中学体育场，就在这一时期由华侨李光前先生和刘玉水先生捐资兴建。

南安华侨中学体育场、泉州华侨大学体育场(旧)、南安五星中学运动场及晋江、惠安、泉州、南安一些中、小学运动场，也在20世纪50年代由华侨资建成的。特别是晋江，50年代有篮球场705个，其中76%是由华侨捐资修建的。50年代初期，陈嘉庚先生筑堤围垦集美南国的海滩建成宽300米、长800米的龙舟池，每逢端午节，即在此举行龙舟赛。

正是老一辈体育人的奠基，才有我们如今奥运事业的蒸蒸日上，北京实现全世界唯一双奥之城的辉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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