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读拉美时势与英雄西属美洲革命与美洲解放者玻利瓦尔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张琨

【按】美国作家、编辑、记者和文学评论家玛丽·阿拉纳（Marie Arana）的《玻利瓦尔：美洲解放者》一书，2021年8月由周允东翻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阿拉纳生于秘鲁利马，9岁时移居美国。该书以扎实的史料和小说般的文笔，生动呈现了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的传奇人生，2014年获“洛杉矶时报图书奖”最佳传记奖。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的“真读书”读书会由该所副研究员谭道明发起，主要围绕拉美经典著作进行精读活动，已经持续数年。本文来自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和拉美研究中心张琨老师参加读书会第83期的读书报告。

《玻利瓦尔：美洲解放者》，玛丽·阿拉纳著，周允东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

在玛丽·阿拉纳的这本玻利瓦尔传记中文版出版之前，我就陆陆续续看过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林奇（John Lynch）撰写的关于西属美洲革命的著作以及他关于玻利瓦尔和圣马丁这两位解放者的评传。林奇对西班牙帝国、西属美洲帝国及其中的一些关键性人物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对我理解西属美洲的历史有很大的帮助。今天的分享，我会在上述阅读基础上对这个中译本进行评述。这确实是一本不错的译著，不管从作者本人的行文风格，还是译者对词句的把握，或是翻译出来的流畅程度，都给了我不错的阅读体验。当然，这也是一本轻学术的著作，与约翰·林奇的学术著作在一些内容上还是有一些区别。

比如说，最困扰我的就是它缺乏大事年表和关键词索引，可能因为并非学术著作。但据文后的注释量来看，文中大部分情况下的论断还是都能找到注释出处的。在后续的解读中，我会提及我对书中一到两处地方的疑问以及与其他历史学家的不同看法。当然，我也是一家之言。因为玻利瓦尔他自己没有留下什么资料。在临终前，他吩咐他的秘书把日记和书信等资料全烧掉了。但是，他的秘书奥莱里（O Leary）没听他的，再加上玻利瓦尔的最后一个情妇曼努埃拉将玻利瓦尔的一些私人信件也给了这位秘书。所以，后续历史学家进行研究时所依据的最主要的材料便是这些，还包括他秘书奥莱里据此撰写的回忆录。除此之外，委内瑞拉有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维森特·里库拉（Vicente Lecuna）。1940年代，当时委内瑞拉经济发展情况还可以，民族主义高涨，里库拉负责编纂玻利瓦尔这一国家英雄人物的档案集，最终一共编了30多卷。很多历史学家以这些编纂出来的档案集作为历史资料，进一步推进了相关的研究。不过，总体来说，由于距今较远，也没有多方面的一手资料相互验证，很多细节人们到今天还不是十分清晰，或者说，有多种不同的答案。

玻利瓦尔

这一事实其实也给如何解读玻利瓦尔带来了很大的阐释空间。包括对他这个人的品性，对他在具体历史场景中所作出的决定，不同人都会有不同的解释。就像这本书的作者阿拉纳在开头所提到的一样，有一些人出于民族主义将玻利瓦尔神话了，也有些人出于各方面原因贬低玻利瓦尔的人品。我个人主要想从历史背景、个人经历和对这本译注的简单评价这三个方面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介绍玻利瓦尔所处的历史背景：西属美洲革命。玻利瓦尔之所以重要，因为他在西属美洲革命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带领一帮克里奥尔人上层精英发起革命，并谋求了新兴共和国的独立。抛开西属美洲革命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是无法谈论玻利瓦尔的，反之亦然。从学术史来看，很多历史学者会着眼于分析西属美洲革命爆发的结构性原因。比如说，西班牙宗主国长期以来对西属美洲贸易方面的限制，在中高层职位选择上更倾向于半岛人而非克里奥尔人的做法，又比如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美洲人身份的认同感。但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说，如果不谈论玻利瓦尔以及那一批“考迪罗”在这场革命中的作用，那么上述结构性的解释终究会显得苍白。换言之，时势与英雄是相互成就的。

西属美洲殖民地时期的行政官僚体系总体上分为西班牙和美洲这两个大块，大家耳熟能详的西印度事务委委员会与商贸用工委员会均位于西班牙，负责总体统筹各项殖民事务。具体的执行机构在美洲被称为总督区，第一个总督区设立在今天墨西哥的墨西哥城，第二个则位于今天秘鲁的利马。在总督区下，又会大致分为皇家审查院（audiencia），市政厅（cabildo，由当地精英组成）和管理处（corregimiento，但直接对西班牙国王负责）这三个机构，这三个部门的实际功用要根据不同总督区的实际情况来分析。特别是最后一个，直到18世纪波旁改革后才逐步在美洲出现的。西班牙正是通过这种行政机构去统治庞大的美洲的。

其实，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同总督区的克里奥尔精英对西班牙人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所有的克里奥尔人精英都强烈地反对西班牙宗主，特别是在波旁王朝改革之后。比如，利马总督区当时的克里奥尔人精英其实并不是太认同后来由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克里奥尔人或者由新格兰纳达的克里奥尔人所引领的那种独立运动。这也能比较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利马总督区，即今天的秘鲁是西属美洲革命时保王党最坚固的堡垒。这本书介绍了玻利瓦尔由北向南，然后圣马丁由南向北，最后会师秘鲁，想要攻克保皇党这一最后堡垒。然而，无论圣马丁还是玻利瓦尔，在处理利马总督区时都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因为在殖民的大部分时期，利马垄断了西属美洲帝国航海的贸易路线，即从利马港口到西班牙的加迪斯港口。上秘鲁与拉普拉塔河流域所有的产品，包括肉类、矿产，都要通过利马运往欧洲，利马受益匪浅。而拉普拉塔河总督区则没有受到这样的优待。由于位于帝国边陲，它在17世纪之前发展缓慢。之后，出于良港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前往大西洋方面的便利位置，这里的商人开始有资本与利马竞争，也更加反感西班牙人在贸易方面的限制。因此，拉普拉塔河总督区的克里奥尔人精英在1810年就揭竿而起了，而利马总督区则成了保皇党的堡垒。

1817 年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起义

约翰·林奇对西属美洲革命有一个比较精辟的定义：一场突然爆发、涉及区域广泛的暴力武装活动。直接的导火索是1808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这对于欧洲大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对于西属美洲大陆来说，所带来的冲击则更加严重。西班牙沦陷后，西属美洲到底应该走向何方？是效忠于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还是继续选择塞维利亚的那帮摄政者？还是干脆谋求独立？玻利瓦尔，圣马丁，以及稍早的米兰达开始思考这一系列问题。但是，后来搞独立战争的时候，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上下一心，那么顺利。对于印第安人和黑人来说，克里奥尔人精英并没有显示出会比西班牙波旁王朝改革对他们更好，在很多方面（如黑奴的自由民身份），克里奥尔人发起的西属美洲革命甚至在倒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跟长期以来不同种族之间的纷争，特别是印第安人和白人，包括黑人和白人之间，几个世纪的殖民压迫和被压迫的情形是有关的。

我们知道，西属美洲独立革命是1810年左右开始的，然而18世纪在安第斯地区就爆发过大大小小1000多场印第安人的起义，其中比较有名的叫图帕克·阿玛鲁（Tupac Amaru），他自称是印加王的化身。这些印第安人的起义给克里奥尔人精英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他们在想，假如把这些印第安人和黑人卷入独立战争之中，最后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变成了印第安人对克里奥人的清洗和屠杀。这种事情在1800年的海地是发生过的，也给克里奥尔人带来了极大的不安。所以，整个西属美洲革命，除了圣马丁的军队比较早就努力地招募黑人士兵和印第安人士兵，其他地区比较少看到这种现象。林奇有句话说得挺好的，大意是说：克里奥尔人确实想要自由争取平等，但这种自由平等的具体内容是他们跟西班牙人一样自由平等，而不希望看到印第安人和黑人与他们一样自由平等。我觉得这句话比较精辟地反映出当时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属美洲革命起码在早期，就是从1810年到1815年这段时期内，我们很难说它是一场进步的革命。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圣马丁之前，拉普拉塔河流域的考迪罗们，包括贝尔格拉诺等人，三次通过今天的玻利维亚北上远征，都失败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远征途经的地区居住有大量的印第安人，而这些印第安人对他们宣传的民主、平等、自由的理念，要么不感兴趣，要么觉得他们在画大饼，在欺骗印第安人。相反，当时利马的保皇党人给予这些印第安人的利益，跟他们之间经济政治方面紧密的纽带却是实实在在的。玻利瓦尔后来进军秘鲁的时候，也遇到了类似的困境。

西属美洲革命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拉普拉塔河流域兴起，然后再是大哥伦比亚地区的革命。第三个阶段，当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在南北两地站稳脚跟之后，便南北包夹，进攻西班牙保皇党最后的大本营利马。当然，在这三个阶段中还发生了很多事件，比如说阿蒂加斯在拉普拉塔河东岸发起的战争，还有拉普拉塔河流域以及大哥伦比亚地区内部的纷争。在西班牙人被没有被完全驱逐出美洲的时候，这些都是次要矛盾，也许可以放在一边，但一旦共同的敌人被驱逐出去的时候，这些次要矛盾就演化为主要矛盾了。

就玻利瓦尔本人来说，由于父母很早过世，亲戚做了他的监护人。有两件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是他的黑人奶妈。这个黑人某种程度上成了他最为信任的人。也是因为这一点，后来有一些贬损玻利瓦尔的人说，他其实是一个黑白混血。在当时西属美洲的社会，人们十分看重血统的划分。假如你是混血的话，你可能无法担任政府军队内的高级职务。第二点是他很早就去了西班牙接受教育，又游历整个欧洲，但这段经历已经没有多少遗留下来的历史材料可以考证了。玻利瓦尔对拿破仑的态度，也是历史学家们热衷讨论的话题。一些人觉得他是很崇拜拿破仑的，甚至跟拿破仑有过私人接触，但另一些人说，他一开始很崇拜拿破仑，但当拿破仑称帝恢复君主制之后，他对拿破仑又比较唾弃。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二种。他后来与圣马丁在瓜亚基尔的争论，清楚地表现出他对君主立宪制的厌恶。他在欧洲游学时，阅读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书，基本的政治理念在那时候已经逐步形成了。之后，当他游历意大利，对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评价不高。从这两个证据结合起来判断，他对称帝之后拿破仑的态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欧洲游历另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他在西班牙结识的妻子患黄热病去世了。妻子的去世给他带来重大打击，彻底地改变了他。他重返欧洲排遣忧思，将客居英国伦敦另一位美洲的革命先驱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说服回来。从后续事件可以看出，玻利瓦尔并不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勇将。在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时期，他输掉的战争挺多的，并不像苏克雷或者圣马丁那样骁勇善战。圣马丁是职业军人，在西班牙参加过抗击拿破仑的战争。而玻利瓦尔，就像本书作者阿拉纳提到的，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带兵打仗不是他的强项。他的强项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将考迪罗们粘合在一起，为同一个目标奋进。要做到这一点，他的心胸应是比较宽广的，也有一定的谋略，包括收买人心的政治手腕。比如，在伦敦他向米兰达竭力渲染整个委内瑞拉乃至整个西属美洲各层级渴望独立革命的景象。当米兰达回到美洲，感觉并非如此。两人因指挥权和战术问题发生不少冲突，从他出卖米兰达来看，玻利瓦尔是相当复杂的一个人。关于这件事，这本书有详细的论述，作者的看法和阐释比较倾向于玻利瓦尔，认为米兰达在第一共和国失败后想彻底背叛革命事业，而玻利瓦尔出于这一点才把他交给西班牙将领的。但如果我们看作者所引用的这两个注释，就会发现其实都来自于怀有比较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历史学家。因此，真实的玻利瓦尔和后续历史、史学史和出于各种政治原因所塑造出来的玻利瓦尔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委内瑞拉一名著名的历史学家赫尔南·葛马拉（Hernan Gamarra）写过一本书，叫《对西蒙·玻利瓦尔的崇拜》（El Culto a Simon Bolivar）。这本书详细考察了历史学家、政治家等不同群体出于各自兴趣和利益对玻利瓦尔形象的再塑造。根据阿拉纳这本书所选取的历史学家来看，是带有美化玻利瓦尔的明显倾向的。比如，安德烈斯·贝略（Andres Bello），一位同样杰出的拉丁美洲历史人物，就将玻利瓦尔对米兰达的行为定义为背信弃义。约翰·林奇也认为，出卖米兰达折射出玻利瓦尔人性中的阴暗面，因为玻利瓦尔在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覆灭后也都选择了战略性的撤退。那么，为什么米兰达当时的撤退就被认定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呢？玻利瓦尔与那名西班牙军官好友之间到底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就不得而知了。玻利瓦尔与米兰达的决裂，宣告了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的失败。米兰达对他当时为什么要走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首先是首都加拉加斯缺乏物资资源，其次是东部黑人叛乱，第三是当时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区域就是革命者所在的区域，而保皇党的区域没有受到地震太大的影响。这次地震被各种保皇党解释为上帝对叛乱分子的天谴或者责罚。上述三点都对玻利瓦尔和米兰达的军队产生了很大影响。1812年，玻利瓦尔在流亡期间发表了《卡塔赫纳宣言》，认为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失败的原因是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他认为，任何一个新生的国家，都必须依仗一个强大的、集权的中央政府维持自己的运行，而第一共和国政府太过于混乱复杂，这个论断与他后来的政治理念是一致的。

第一共和国覆灭后，回到祖国的玻利瓦尔开始考虑西进政策。当时的整个委内瑞拉 ，效忠于保皇党的高乔人的力量过于强大，革命军队能够维持自身统治和影响力的地盘是不多的。所以，他最后决定前往波哥大。哥伦比亚也充斥着考迪罗。玻利瓦尔后来建立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的过程中，这些考迪罗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对玻利瓦尔来说，他在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建设过程中的努力，包括他的自由理念和他对解放整个美洲的理念，某种程度上给他带来了声望，使他成为当时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同时，哥伦比亚政府内部也意识到，假如委内瑞拉与利马总督区继续由保皇党把持的话，对于新成立的哥伦比亚本身也是一个威胁。假如此时有一个有号召力的人物愿意接过哥伦比亚的军队，帮助他们去平定叛乱，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玻利瓦尔会不会成为一个独裁者，或者说独掌大权而牺牲掉地方考迪罗的利益？这将是他们后来所考虑的事情。最初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赶走西班牙人，维持新生共和国的主权和独立。

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中心的西蒙玻利瓦尔雕像

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覆灭可以归咎为活跃在今天委内瑞拉东南部——就是一个大沼泽——的草原游牧人（las llaneros）。大家可以联想一下成吉思汗横扫亚欧大陆的那支军队，两者某种程度上是很相似的，机动性很强，马术精湛勇猛，将哥伦比亚的军队打了个措手不及，第二共和国也就覆灭了。玻利瓦尔战略性撤退到了牙买加，后来写下著名的《牙买加来信》。在《牙买加来信》中，他依然强调一个强有力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他认为，第二共和国的覆灭，同样由于地方考迪罗对地方利益看得太重，未能达成联合性的军事合作。此外，在这个重要文献中还提出成立一个西语美洲联邦的构想。从今天的得克萨斯一直南下，包括巴西外的所有新独立的西语国家。1826年6月，玻利瓦尔在巴拿马召开了一次西语美洲联邦的大会，但响应者寥寥，只有7个共和国参加。阿根廷拒绝参加，墨西哥代表来迟了。玻利瓦尔的这个构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是挺伟大的。假如整个西语美洲联邦联合起来，就领土和人口来看，其内部市场完全可以支撑一些拉丁美洲国家20世纪搞的进口替代工业化。

这样庞大的联邦共和国要存活并发展壮大的话，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要求会是相当高的。事实上，不要说这个西语美洲联邦，就连玻利瓦尔创建并维持一段时间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都分崩离析了。这就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时的考迪罗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让渡自己的权力，这是存在很大疑问的。考迪罗们联合起来，在玻利瓦尔的麾下赶走西班牙人是一回事，真正成立一个由玻利瓦尔当总统的联邦则是另外一回事。沼泽上游牧集团领袖的更迭产生了新的领袖派斯（Paez），此人选择与玻利瓦尔结盟，一举击败了西班牙人的保皇党，维持住了第三共和国。

相比玻利瓦尔，圣马丁更早进入秘鲁，但他只围不打，希望宣传的先进理念促使利马总督区发生内部变革。玻利瓦尔挥师南下，两人在瓜亚基尔相会，讨论西属美洲革命的未来。没人知道这场会谈究竟谈了什么。后世史家主要根据玻利瓦尔秘书的回忆录，还有圣马丁后来给他朋友的书信来推断会谈的内容。不过，对于圣马丁的书信，阿根廷历史学家认为是真的，但委内瑞拉的历史学家认为是伪造的。根据这些史料，两位解放者当时主要谈论了两个问题：第一，瓜亚基尔的归属问题，属于大哥伦比亚还是属于秘鲁；第二，独立后的这些西属美洲国家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圣马丁和玻利瓦尔是有某些共识的，都觉得当时的拉丁美洲跟北美不一样，种族太过于混杂，人民的文化水平也不高，不适合建立一个美式的联邦制，都确信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但在采用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方面，圣马丁与玻利瓦尔存在分歧。圣马丁想从欧洲再找一位君主，以便欧洲人承认这些新成立的西语美洲共和国。而玻利瓦尔坚决认为从欧洲找一位君主是历史的倒退，是对解放美洲事业作出的种种努力的侮辱。他坚持共和制，不允许君主或君主立宪再度出现在西属美洲。最终，由于圣马丁更有求于玻利瓦尔，他把兵权交出，自己远赴欧洲。圣马丁虽然对玻利瓦尔的品性有过负面评价，比如说他粗鲁，为了目标不择手段，但圣马丁也清醒地意识到当时混乱的西语美洲需要的就是这么一个人。就像斯宾赛社会进化论中所说的“马背上的英雄”一样。假如有人读过杰克·伦敦写的《马丁·伊登》，就可以理解18世纪或者19世纪初期，整个美洲地区对强人的渴望。他们希望有一个克里斯玛领袖带领地区走出混乱。

不过，即使是玻利瓦尔也没能做到这一点。这并不是由于玻利瓦尔无能，而是这在当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考迪罗们的彼此猜忌，不愿意让渡自己的权力。他们的私心又进一步影响自己控制地区的民众，让民众意识到与其他地区民众之间的区别。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依旧改变不大。玻利瓦尔在秘鲁和玻利维亚都推行过改革，但都实行不下去。当他回到大哥伦比亚后，共同的敌人西班牙人已经不存在了，内部的纷争则开始了。之前的老部下们纷纷说他是个独裁者。我觉得，当时玻利瓦尔是有独裁这个想法的，但这个想法并不是出于他个人对权力的渴望，更多的来自于对西语美洲未来前途的忧虑，对一盘散沙的考迪罗们治理国家能力的质疑。如果继续陷入纷争，西属美洲即便解放也没有未来。这本书中写到了玻利瓦尔的那段话：“我很惭愧，在付出了所有其他一切代价之后，我们仅获的只不过是独立。”这种独立还要加上双引号，就像后面拉丁美洲左派知识分子所说的，拉美其实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经济和政治上一直依附于其他帝国。

约翰·林奇认为，玻利瓦尔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同时，想要维持一个强大的政府，这是当时的自由派或者同时代所有的考迪罗所不能理解的。这些超前的理念要在后续的时代才能被逐步理解。他认为，玻利瓦尔其实并没有带来一场革命，充其量只是一场改革。整个西属美洲，在玻利瓦尔和圣马丁领导的独立运动之后，其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种族关系，都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拉丁美洲的国家构建进程要在西属美洲革命结束后的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才逐步成型。

玻利瓦尔自身最大的优势在于他能够团结其他考迪罗。这源自他对整个西属美洲局势的判断和对这片大陆未来远景的构想，还有他有演说的才能和领导的天赋。事实上，对于当时各地的考迪罗来说，打仗并不是一件难事，打赢也并不是一件难事，关键的是打赢了之后，你下一步要往哪里去。这个问题在1910年爆发的墨西哥大革命中体现得也比较明显。一些游击队领导人能领导打赢一场战役，但他们看不到打赢了之后，整个国家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而这正是玻利瓦尔相较于其他考迪罗来说所特有的优势。他在欧洲的游历，他对启蒙思想家大量著作的阅读，是形成这一优势的基础性条件。可以设想，玻利瓦尔在说服这些考迪罗的时候可能会说，你们可以看一下欧洲的法国、英国，包括北美都是如何发展的，我们独立以后也要效仿他们制定宪法、锐意改革，一步一步把国家发展得更好。这是他能吸引并团结大小考迪罗的最重要的特点。遗憾的是，玻利瓦尔的背后没有一个牢固的班底始终义无反顾地追随他。他所做的只是团结这些考迪罗，而缺乏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一缺陷，最终导致了他梦想的破灭。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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