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四维提振投资职业足球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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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伟、黄盛华

授权体育大生意原创首发

编者按：本篇论文作者为国家体育总局“十四五”时期体育决策咨询专家、暨南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梁伟教授以及广州城俱乐部董事长黄盛华，原标题为《如何提升投资者对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投资意愿》。

两位作者计划推出4篇系列文章，分别从联赛以及俱乐部等多个维度出发，立足中国足球的现状，着眼于中国足球的未来，为中国足球发展积极献言献策。

第一篇文章从中国足协职业联赛和半职业联赛以及U13-U17年龄段青少年联赛出发，引起了足球业界以及体育学术界的热烈反响。（延伸阅读：梁伟、黄盛华万字论文！论足球联赛体系建设的关键）

本研究从俱乐部的角度出发，提出稳定联赛政策促进联赛运行稳定、政府充分发挥出引导作用、俱乐部获取彩票版权收益和俱乐部转向平台经济业态等4个方面的策略，以提升投资者对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投资意愿。

在当前中国足球实际情境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投资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逻辑都是在于为何选择这个投资标的。周黎安（2007）认为：任何投资都需要在一定的激励下发生，如果经济参与人感觉到投资的成本收益不对称，投资意愿就会下降甚至消失。

欧洲职业足球的案例表明，经济实力强、重视职业足球宣传效应的赞助商以及期望通过投资职业足球实现自身目的的市场主体或个人，不再满足于只是获取广告效应的赞助行为，而是通过成为股东对俱乐部实施影响，实现从一个新的行业赛道获取资源、经济回报甚至满足个人爱好等目标（Egon Franck，2010）。

在中国，投资职业足球俱乐部同样需要相对应的激励和供给这些激励的制度安排。但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无法照搬欧洲职业足球的规则范式。由此，需要找出符合国情的方式路径，在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足改方案》”）要求的同时，提升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促进中国职业俱乐部健康稳定的发展。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1.1 投资意愿与政策激励

一方面，民营企业较为弱势的经济地位使得他们缺乏发展机遇和无法抓住发展机遇。当行业或产业政策激励带来机遇时，哪怕短期内效率下降、预估亏损，民营企业也会抓住机会增加投资（黎文靖，2014）。

2014-2015年，《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足改方案》等政策的出台落地，辅以中国体育产业规模自2012年起平均15%以上的增速，提示投资职业足球将具备良好的空间和潜力。

由此，在中国房地产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速超过10%的支撑下，民营地产企业开始涉足职业足球领域，希望以职业足球为代表的体育产业成为自身发展再上新台阶的重要机遇。资本涌入在最初激发了职业足球市场的活力，但“金元足球”导致市场泡沫化严重，无效率的过度投资最终难以为继。

中国房地产企业“涌进”职业足坛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所有权关系使得国有企业要承担政策性责任和符合政府目标，由此国有企业可以相对于民营企业更为方便的获取地方政策资源和财务支持，从而国有企业在投资职业足球俱乐部时，既不会首先从经济角度形成投资决策，也不会计较投资效率，承担政府交代的任务才是投资的重点考虑因素。虽然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投资意愿存在差异，但政策激励的边际效应逐渐递减的规律却是普遍影响。

因此，如何放大影响足球投资的政策的乘数效应和边际效应，保持和延长政策的激励强度与实施持久性，对于激发和维持民营企业或者国有企业的投资意愿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1.2 投资意愿与投资回报激励

投资一个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回报是股权分红收益吗？Prigge（2019）认为：在欧洲职业足球产业结构显现“军备竞赛”的状况下，不能用与其他行业企业相同的标准去衡量职业足球俱乐部，也就是财务盈利能力决定了其他行业企业的生存能力，但并没有在职业足球俱乐部中发挥出同样作用。

这是因为在“军备竞赛”这种特殊的足球产业结构中，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竞争地位不是由盈利能力决定而是由其消费能力决定，也就是俱乐部产生资金的能力和将资金重新用于足球的能力，优先考虑股东利益的理念和行为不利于俱乐部的长远发展。由此，投资者把俱乐部当成“现金奶牛”不仅不符合当前足球产业结构的趋势，也容易滋生球迷不满情绪。

财务盈利能力并没有在职业足球俱乐部中发挥出同样作用

但是，随着经济金融化已经深入欧洲社会，股权投资显性收益的不易获得并没有降低投资者投资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意愿。Chemnitzer et al（2015）、Willing&Westhoff（2018）等国外学者认为有4种回报方式激励着投资意愿：一是梅赛纳斯（MAECENAS）。这被形容为对足球充满热情并对俱乐部充满情感依恋的利他主义者，投资俱乐部主要是为了寻求本地公众认可，进而为自己主营业务形象的提升给予助力。霍芬海姆俱乐部的Dietmar Hopp和汉堡俱乐部的Klaus Michaelkuhne是典型代表。

二是金融寡头。他们投资俱乐部更多的是个人喜好，开放性的职业足球市场刚好给了他们满足个人需求的机会。切尔西俱乐部的阿布拉西莫维奇、曼城俱乐部的Sheik Mansur Zayed All Nahyan就是代表人物。

三是金融投资者。这些投资者一般是私募股权公司，他们通常对与俱乐部协同发展不关心，只是期望俱乐部（或是俱乐部股票）增值，未来转手卖个好价钱。2019年，MAPFRE AM Behavioral Fund获取了阿贾克斯俱乐部5%的股份，该公司认为在职业足球商业模式变革和全球品牌价值货币化方式日趋成熟的背景下，股权投资资产负债表干净、管理机制完善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将会回报丰厚。

四是战略合作者。其投资目的是为了与俱乐部产生协同效应或者是加强现有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投资者一般来源于俱乐部长期赞助商或者是合作伙伴，经典案例是ADIDAS入股拜仁慕尼黑俱乐部，这类投资较为复杂，涵盖了商业合同协议与股权两个层面。

对于中国职业足球，激励投资意愿的回报是什么？来自于非国有资本领域更多的是“梅赛纳斯”型为主，“金融寡头”为辅的投资者群体，他们既是满足自身对足球的情怀，也是看到投资足球能够从获得土地、资金等优惠政策去摊薄其投资成本。国有资本投资者则是将地方社会效益、地方政府交代的任务完成程度作为回报评价标准。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持续深化改革，在原有投资回报路径不再适用时，非国有资本投资者的意愿下降明显。在我国对国有资本投资的监管趋严的现状下，国有资本直接入股俱乐部实质是地方政府引导下的救助行为，具有一定的时代特殊性。就国有资本本身而言，在没捋清楚如何理顺投资后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问题，在没得到地方政府明确指示且实际跟进的前提下，其投资意愿并不主动积极。

因此，无论是何种性质的投资者，如何强化他们的投资意愿就具有了研究价值和意义。因为以中超联赛为例，俱乐部运营成本1.5-2个亿处于保级行列、3-4个亿能处于中游行列、4个亿以上能处于上游行列，假如没有办法产生直接或者间接营收效益的话，即使国有资本全面介入，未来也会逐步退出，投资没有可持续性。

2.1 职业联赛政策摇摆不定

民营资本投资目标是考虑回报率的稳定性，由此民营资本更为关注投资环境的稳定性。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可以影响投资的成本和投资的价值，因而，民营资本投资决定不仅在融资环境和条件上可能受到抑制，同时，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也可能影响投资的决定（郭建强，2007）。依据此观点看待当前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人撤资问题，除了投资人自身主营业务遇到生存发展问题外，政策的摇摆不定导致联赛运行不稳定是影响非国有资本投资职业足球俱乐部意愿的重要因素。

1994年中国足球进入职业化进程以来的联赛外援政策变动多达11次，近两年更是变化了4次。2001年、2004年和2005年三次暂停或是取消联赛升降级制度，U-23政策两年之内从中超球队必须派U-23球员上场，到U-23球员出场人数不少于外援出场人数，再到每个队只要有1名U-23球员在场。

中超外援及U23政策频变

这种联赛政策不确定性、随意性以及临时性条款较多的现象长期存在，放大了投资者对中国职业足球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的不确定预期。更进一步的，新冠肺炎疫情致使联赛运行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不仅影响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也影响到赞助商信心，不利于俱乐部获取稳定的外部收益预期。

对此，非国有资本对不确定性经济环境的敏感反应特点表明，俱乐部生存发展的前提应是中国足协、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联合会协同做好创造公平、稳定、可预期的联赛运行环境。对于敏感性较高的非国有资本投资人和投资约束性较高的国有资本投资者而言，联赛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可能比出台扶助性政策更为重要。

2.2 俱乐部外部收益来源渠道低质量

与投资者注资的内部收益来源相对应的，联赛分红、比赛日现场收入、商务赞助和球员交易是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主要外部收益来源。当前，这4条外部收益来源严重受阻。中超联赛的分红由8000万左右下滑到现今的1000万左右；由于竞赛组织因素的影响，比赛日现场收入基本为0；商务赞助合作基本为0；截止2022年冬季转会窗口关闭，中超联赛球员转会支出为1493万欧元，仅为2017年冬季转会窗支出金额的4%，接近2011年冬季转会窗的支出水平（Transfermarkt，2022）。

由此，维持俱乐部的运营只能依赖投资者“输血”。进一步探讨，对投资者的资金依赖导致俱乐部缺乏内部组织变革的动力，忽略了对外部收益来源渠道的建设，无法及时适应外部环境的突变。缺乏建设的外部收益来源渠道低质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俱乐部缺乏挖掘外部商机的动力。

例如，某俱乐部2015年90%的商务收益完全来自于其投资者的国内100个关联方主体。即使2016年中超联赛门票分成机制改变以及转播费突破性的增长使俱乐部总收益增加了2.11倍，但占总收益59.8%的广告、赞助等却依然还是来自股东的国内13个关联方主体。截止2016年6月，俱乐部在巨额亏损态势下，仍没有足够动力去开拓外部收益来源渠道，而是继续依靠投资者无利息、无担保、无固定还款期的股东借款进行“输血”生存。

5家建材企业近期成为广州队赞助商

二是作为俱乐部的重要资产，中国球员面对的更多是国内自循环内部市场，在当前中国职业足球市场接近崩溃边缘之时，球员作为一种产品、一种资产几乎失去了交换价值，而其价值则由于忽视青训体系建设以及不重视对现有成年球员的合理使用从而一直处于低水平。2016年中超联赛425名国内球员中的228人次有过出场记录，其中仅有180人次出场时间超过1000min；2017年中超联赛一线队平均年龄26.6岁，高于同样实施青年球员扶持政策的德甲联赛一线队的24.8岁，接近于青年人才体系饱受争议的英超联赛的26.8岁。

2.3 俱乐部缺乏战略投资价值

近年来，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平台经济化趋势借助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作为2018/2019赛季全球收益最高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之一，曼联俱乐部期望利用互联网传播迅速和交易成本低的特征，通过降低网络受众消费俱乐部产品的价格来扩增俱乐部受众规模，由此吸引更多的赞助商并提升议价资本。

另外，一些俱乐部已经不满足于仅是服务传统客户群体，而是结合俱乐部股东的战略规划为股东和自身拓展更多的潜在客户。2018年，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举办“FC Bayern HackDays”竞赛，虽然主旨是“数字化与拜仁慕尼黑”，但是7个挑战中的6个融入了俱乐部投资者ADIDAS、AUDI、Allianz以及赞助商SAP、SIEMENS和DHL的发展战略，也就是移动互联提高这6个品牌在年轻人中的应用转化率。可见，通过拜仁慕尼黑俱乐部这个平台，“百年老店”的股东和赞助商正在与原本并非焦点客户的群体如青少年人群产生联系。

2020年3月至5月，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在INSTAGRAM等4大网络社交平台上共形成1.78亿次互动，位居全球职业足球俱乐部第1位。即便如此，俱乐部仍然自行构建了“Barça TV ”流媒体服务平台，其动机是俱乐部认为通过自建平台捕获球迷数据，可以绕开第三方社交平台，以此直接获取流量利益且为商业生态系统构建和“巴塞罗那不仅是足球俱乐部”的认知强化夯实基础。由此，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将球迷、粉丝等支持者资源进行引流从而跨界成为媒体公司，其数字化传媒业务已经成为除电视转播权、赞助、场地管理和球员转会之外的第5大收入来源（齐飞，2019）。

Barça TV 流媒体服务

不同于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逐渐转向双边市场下平台经济的趋势，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产业形态表现出的是由供给方和需求方构成的单边市场，也就是投资者、俱乐部、球迷等支持者群体之间是单向关系，支持者数量的增减不会影响投资者投资计划。随着投资者已经不愿再“烧钱赚吆喝”，因此如果想提升投资意愿，俱乐部就需要充分体现出对投资者的战略价值。

借鉴国外职业足球经验以及依据平台经济的双边市场理论。扩大球迷等支持者在俱乐部平台上的聚合规模，从而实现对单边用户群体的整合，为把赞助商、股东等另一边用户群体吸引至俱乐部平台。其后，实现对赞助商、投资者等另一边用户群体的吸引并与支持者产生互动交易。这种方式将有助于俱乐部融入投资者的战略规划，充当投资者对新业态的探路者，助力投资者多元化业务发展和利益获取渠道增多，转变单纯的竞赛产品供应商定位，体现出俱乐部对于投资者的战略价值。

数字化与拜仁慕尼黑

可是，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仍然缺乏创新思维以及不去服务球迷群体的消费需求。例如，虽然俱乐部重视对网络社交媒体的使用，但是大多数俱乐部社交媒体内容质量不高；通过场地更新升级、多业态融合以及特色服务等为球迷提供更丰富的场景，吸引其进入并激发相应需求从而转化为真实消费，然而俱乐部没有对他们的观赛体验诉求、版权商品需求给予足够重视。由此，职业足球俱乐部对于赞助商和一些志在超前布局新领域的投资者而言，缺乏战略投资价值。

2.4 地方政府引导作用发挥不足

《足改方案》出台实施后，政府部门“越位”干预行为的改革效果明显，但是地方政府“缺位”、“错位”问题依然存在，尚未充分发挥出对本地区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引导作用。“缺位”层面，中国足协实体化改革完成之后，各地区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重要事务均由中国足协及其地方足协负责管理，地方政府部门只是作为指导单位。

由此，地方政府对于本地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管理出现“缺位”，在足球精英人才培养、维持俱乐部稳定并推进股改工作等方面，地方政府不仅管理权力受限，而且解决问题的动力也不足够。“错位”层面，政府对于如何进行引导式管理的认识不够，管理方向“错位”。

津门虎曾在天津有关部门支持下“起死回生”

例如，地方政府认为支持俱乐部就是给投资者以有关于其主业的优惠政策、土地和项目支持，通过政策和资金导向影响投资者从而间接影响俱乐部的运营发展。《足改方案》明确指出的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加强管理劳动合同等却鲜少得到关注，而这些要求是中国足协及其地方足协无法独立完成的。

从更高层次看，围绕国家提出的“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战略，搞好当地足球环境和氛围是地方政府更应当履行的责任和职能，然而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对此还不够重视。

3.1 以政策稳定营造可预期的职业联赛环境

必须充分认识公平、稳定、可预期的联赛运行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到足球产业和足球事业的协同发展、足球人才的选拔和提升、国家队的建设都离不开一个稳定健康的职业联赛。可以说，在中国职业足球领域，稳定预期就是要使职业联赛能够完整的持续，因此既要稳住当前、排除短期因素干扰，又要强调发展的信心支撑和行为的长远打算。

这就要求一定要用稳定的政策去稳定各方利益主体的预期。第一，政策信号要清晰。明确的政策信号是稳预期的关键，各项政策导向越明确、落实越有力，各方预期就越好。要提升相关政策的稳健性，既要避免政策波动对相关利益主体的过度冲击，又要避免他们对阶段性政策的过度依赖（刘尚希，2022）。

第二，要保持战略定力。在《足改方案》总体框架下，要主动运用渐进性的方式，把握好政策的时、度、效问题，防止政策“一个赛季一个样”的影响预期，减少风口式、脉冲式、短期化、收缩性的政策出台，不能因为国家队备战或者是国家队成绩好坏而发生政策的根本性变动。

总的来说，对职业联赛要加强预期引导和做好预期管理，以政策稳定营造可预期的联赛环境，就是既要稳定各利益主体对联赛甚至于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预期，又要树立各方对中国足球改革的坚定信心。总之，一个稳定健康的职业联赛是俱乐部生存乃至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搞不好联赛，一切都无从谈起。

3.2 政府要发挥出对职业足球俱乐部发展的引导作用

政府部门应当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去解决问题，优化和活化中国足球整体环境，充分发挥出对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发展的引导作用。首先，财政、税务等国家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当积极采取投资、消费、税收等手段，通过提供公务服务产品、制定和修订法律等方式去优化中国足球环境。

其次，国家体育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当指导中国足协及其地方足协对职业足球俱乐部发展的各类资源进行分类、优化和政策配套。对于经营性资源可通过市场化手段、遵循市场规律，交由市场主体运作，政府部门协同足协按照“规划、引导；扶持、调节；监督、管理”的原则去配套政策。对于足球公共产品等非经营性资源，政府与足协需要承担起提供、调配和管理义务，按照“公平公正、基本托底、有效提升”的原则去配套政策（陈云贤，2019）。对于俱乐部青训体系等准经营性资源，政府与足协应依据市场需求和社会大众接受度等来确定是由市场主体运作还是列入公益性事业范畴。

第三，地方政府为本地区职业足球俱乐部减税降费。当前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为职业足球俱乐部带来了福利，例如，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2021年仅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这一项就享受减免税额11万元；2022年出台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更是在4月份就退税21.2万元（南方日报，2022）。广州足球俱乐部、广州城足球俱乐部和深圳足球俱乐部利用《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降低了的外援成本。

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进一步而言，地方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职业足球俱乐部注册落户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自贸区的政策给予俱乐部更多的税收优惠。在降费方面，建议地方政府本着稳企纾困、激发市场活力的理念，减免训练竞赛场地租金、降低安保费用、降低竞赛组织费用。据估算，上述三项费用的优惠将会为俱乐部减少数百万元的运营成本，无疑为俱乐部的生存发展创造了良好空间。

3.3 俱乐部获得足球彩票版权费的收益

《足改方案》提出要“积极研究推进发行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为竞猜对象的足球彩票”，此类足球彩票如能真正落地发行，无疑会为包括职业足球在内的中国足球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

那么，足球彩票的部分收益能否划拨给俱乐部以用于维持运营和建设发展，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其意义在于中国职业足球还未能构建出全方位、全过程产业链的现状下，彩票收益有助于改善俱乐部当前需要股权投资者“输血”生存的状况，甚至部分俱乐部能够产生盈利，由此减轻投资者“足球俱乐部是烧钱无底洞”的顾虑，降低俱乐部因资金困难解散或退出的概率。

那么，足球彩票收益应当以何种形式分配到中国职业足球联赛，进一步的，彩票版权费收益如何分配给各级职业足球俱乐部？对此，在有关部门做好风险研究，确保彩票发行工作健康、可控，同时惠及足球事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研究者提出思路：首先，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联合会与中国足协应当借鉴中国国家体彩中心购买欧洲职业足球联赛竞猜版权费的方式，将中超联赛竞猜版权售给体彩中心，通过谈判获取到投注额1%-3%左右作为版权费收益。其次，中国足协提取版权费收益的10%。第三，剩余版权费收益按照中超联赛占80%、中甲联赛占15%、中乙联赛占5%的金字塔型结构分配到联赛层级，其后平均分给各俱乐部。第四，中国足协可以制定相关规定，要求俱乐部获取到的版权费当中按比例专款专用于青训体系建设。

3.4 俱乐部转向平台经济业态，体现出对投资者的战略价值

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需要跳出单纯的足球竞赛产品供应商定位框架，充分利用球迷、粉丝等用户资源，转向双边市场的平台经济业态。这种发展方式的基础在于中超联赛球迷群体当中18-29岁人群占比34.6%、30-39岁人群占比47.2%，该数据与中国新媒体用户年龄分布对应，2019年29.53%的新媒体用户年龄为26-30岁，31-40岁占比为43%。

此外，1995年后出生的中国人当中有97%认为科技已经成为正规教育的一部分。另一组数据显示，超过80%的旅游市场主力人群为40岁以下，25岁以下人群旅游消费增速达到48%；2019年第1季度中，57.6%的消费金融人群年龄在35岁以下，男性占比62%。

这些数据对应起来可以看到，“高科技 社交互动”可被视为俱乐部拓展支持者资源的重要方向，以及俱乐部的支持者与消费金融、文化旅游产业目标客户群体的吻合度较高。由此，俱乐部转向双边市场的平台经济业态，充分利用球迷等支持者资源，有助于体现出对投资者的战略价值。

其实现路径在于：首先，俱乐部需要重视赛场环境升级并建立专门负责支持者用户资源获取和管理业务的部门，通过“高科技 社交互动”扩大支持者在俱乐部平台上的聚合规模。具体在于要做好比赛场地更新升级、竞赛和训练场景的多业态融合、提供有吸引力的特色服务、激活网络用户群体等有助于放大俱乐部和职业足球赛事的“娱乐”功能。

其次，以支持者流量为基础，以用户数据库的建立和分析、流量数据的分享和融合将赞助商、投资者、支持者群体等围绕俱乐部平台进行整合，促使潜在消费围绕俱乐部并产生粘性。为目标消费者营造消费情境、吸引其进入并激发其需求转化为真实消费的能力，为赞助商和投资者带来商业价值，激发出平台经济所特有的同边和跨边网络效应。

促使潜在消费围绕俱乐部并产生粘性

第三，俱乐部作为平台核心，与投资者协同构建涵盖投资者、赞助商、以互补品提供商角色进入的消费需求供应者等主体（群体）商业生态系统。例如，为满足外地球迷在观赛同时顺便旅游的消费需求，允许旅行社、酒店等进入合作，使其扮演看球和旅游一体化这个互补品的提供商角色。在开放平台的同时，俱乐部通过设定规则对与俱乐部有关的商业行为进行控制，既解决商家的“搭便车”行为，也扩大了赞助商的选择范围。

例如，选择共享汽车企业作为赞助商，通过合作带来的优惠促使观赛球迷主动选择该服务商在赛前、赛后的交通服务。这样，赛事观众得到了优惠的服务，赞助商获得了宣传流量，股东也因为赞助商数量增多而减少投资压力。最终，充分发挥平台所形成的商业生态系统内的主体能动性，为俱乐部平台当中的多边用户群体带来利益。

最后，投资者在其投资的俱乐部所构建出的商业生态系统中，聚焦与自身多元化战略发展的客户群体重叠、利润源相同、自营效率高于外包效率的领域，借助俱乐部业已形成的市场力量进行杠杆传导，通过投资并购或者是依靠已有流量、技术等资源对这些目标领域进行包抄，是投资者实现自身主业多元化战略的方式选择。

如果投资职业足球俱乐部仍然还是成本收益的极度不均衡，那么将无人愿意投资，即使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进行投资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甚至以此为筹码进行利益博弈，当利益博弈未能达成均衡时，俱乐部将再次陷入困境。

由此，如何吸引投资者长期稳定的进行投资是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生存发展的关键。但联赛政策的不稳定、俱乐部外部收益来源渠道受阻、俱乐部缺乏战略投资价值以及地方政府引导作用发挥不足等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意愿。

对此，研究提出稳定联赛政策促进联赛运行稳定、政府充分发挥出引导作用、俱乐部获取彩票版权收益和俱乐部转向平台经济业态等4个方面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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